被告人立某等人采用强拿硬要、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等形式多次进行作案，虽然犯罪分子图不法之财的目的最终均没有得逞，但一时间对人们心理造成巨大恐慌，对社会秩序产生严重威胁。按照我国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，破坏社会秩序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：

　　(一)随意殴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;

　　(二)追逐、拦截、辱骂他人，情节恶劣的;

　　(三)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的;

　　(四)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。

　　在此法条中，对该罪没有规定财产刑。因此被告人立某某等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五年不等的刑罚，但却没有罚金刑，对犯罪分子的处罚从震慑力上来看力度不够，显然与其他非法占有财产的犯罪在处罚上存在不平衡性。因此，笔者认为对寻衅滋事罪犯罪应增设罚金刑。其理由如下：

　　首先，从寻衅滋事罪的特点来看，犯罪的情节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等形式，实践中，有些案件的犯罪人所得数额较大，但该罪最高法定刑为五年，且没有罚金刑。由于处刑不高且没有罚金刑，使得犯罪分子在较短时间内又重新回到社会，在经济上受不到相应的处罚，导致犯罪分子肆无忌惮，再次犯罪，这不利于打击犯罪。

　　其次，寻衅滋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大。这种犯罪行为不仅侵犯了公共秩序，同时又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，有的是为了逞强争霸，显示威风;有的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，报复社会;有的是为了开心取乐，寻求精神刺激，获取某种精神上的满足，有的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产，如果适用罚金刑，既不使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，同时又剥夺他们赖以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能力，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。

　　第三，增设罚金刑能更好地体现刑法的立法目的。从立法上对罚金刑适用的本意来看，我国现行刑法共有147个条文规定了罚金，适用的对象主要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、侵犯财产罪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。如妨害公务罪，刑法规定了妨害公务罪，可以处罚金，且最高刑期可以达到三年，而寻衅滋事罪也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，且采取的手段也多是与暴力相关等非法手段，从行为上来看，比妨害公务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更大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加明显，理应适用罚金刑。

　　第四，增设罚金刑能更好地与《治安处罚法》相衔接。《治安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;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：
(一)结伙斗殴的;

　　(二)追逐、拦截他人的;

　　(三)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的;

　　(四)其他寻衅滋事行为。

　　对于此条中的第(二)、(三)(四)项的情形，应当说是与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三条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。从违法程度上由“一般”(未列明，但是潜台词)到“情节严重”，有“度”和“量”上的递进性;从处罚的力度上看从“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”到“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”，也有递进性。而此上述的行为当程度上达到“情节严重”、“情节恶劣”时，在处罚上升为“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”，而此时若有罚金刑则可以发挥其财产刑的作用，起到缓冲作用，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，同时也能使犯罪分子无法满足其物质享受的需用所造成的间接痛苦。

　　为此，笔者建议对刑法二百九十三条进行修正，明确规定主刑期之后增设“单处或并处罚金”这一附加刑，且适当可以提高量刑档次。